分权和均富是中国两千年经济主题项城

分权和均富是中国两千年经济主题

分权和均富是中国两千年经济主题2014-02-10 09:32:26 分享到：文/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吴晓波

自先秦诸子以来，“均贫富”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，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。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，但应该控制它的“欲望”。

一曰分权，一曰均富。

两千多年以降，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，一曰分权，一曰均富。

在历史上，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，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。早在1930年代，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，根据他的观察，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，必定重获大繁荣，从秦末大乱到“文景之治”，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，以及清代的“康乾盛世”，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。

在他看来，中国若无战乱，十年可恢复，三十年可振兴，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。在这样的史观下，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，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，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，似是周期重演，乃“必然”发生的大概率事件。

然而，在兴盛规律的同时，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“先开放、后闭关”的衰落规律，往往，一开放就搞活，一搞活就失衡，一失衡就内乱，一内乱就闭关，一闭关就落后，一落后再开放，朝代更迭，轴心不变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过往的汉、唐宋、明清、民国，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。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，正在于分权和均富的失衡。

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，所谓分权，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，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、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，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，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。

早在帝国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，中央与地方的集权—分权矛盾便已爆发，“文景之治”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“七国之乱”便为最突出的事件。中华民国时期，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。

1949年之后，强势的毛泽东多次摇摆于“集分”之间：1950年，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，实行收支两条线，是为高度集权； 1956年，发表《论十大关系》，开始充分放权；1962年，召开“七千人大会”，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，再次集权；1966年，提出“虚君共和”、“连人带马全出去”，又是大放权； 1970年代，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，中央再度大集权。

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——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，前期的“财政包干、分灶吃饭”，是为大放权时期，因分权过度而形成“弱中央、强地方”的格局，于是在其后，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实行重新的集权，这又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压迫。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调整期，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，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，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，2012年底开始试行的“营改增”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。在今后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，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，

因此，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，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，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。其可能的领域包括：通过税制改革，减少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，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；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，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；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；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，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。总而言之，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“蛋糕”，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“蛋糕”。

至于均富，也分为两类，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，其内在关系是，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。

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，2012年，全国GDP为51.9万亿元，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.3万亿元，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盈利、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，汇总计算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%，当之无愧是全球最昂贵的政府。

2013年2月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，全国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支出约为3万亿元，而其中，各地政府征收的过路过桥费就占到三分之一，高达1万亿元。另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，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，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，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%。他因此呼吁，“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”。

在未来的改革中，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、减轻企业高负痛苦，以及加大对医疗、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，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。自先秦诸子以来，“均贫富”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，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。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，但应该控制它的“欲望”。

(本文选自吴晓波新书《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结语：回到历史的基本面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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